炭基地。

　　而新时代，则是指改革开放之后。

　　随着东南沿海的腾飞，东北林木资源的保护，煤炭石油的日渐枯竭，东北突然就跑不动了，掉队了，也不被国人所需要。

　　举个例子，在九十代之前，从东北出山海关的火车平均每天有4000多个满载车皮，而从山海关以外进东北的只有一千多。每天都有这么多，而且不是一天两天，是几十年。

　　但是现在呢？虽然东北还在向关里输血，但是没有从前那么满负荷运转了。

　　当然，这不是邀功，国家战略所至，且在困难时期，每个地域有每个地域的贡献和职能，无分高下。

　　但是，这侧面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如此庞大的产能输出，不管是资源，还是工业产品，需要多少人力成本？得多少人才能保障每天4000多车皮的输出？

　　所以，东北在改革之前是全国城市化比重最高的地区。无数个围绕工厂、林场、油田、煤矿而形成的城市拔地而起，也养活了一大批的城市人口。

　　可是突然之间，不需要东北再输血，或者输血输的少了，远超本地需求的产能无处释放，过度城市化的问题开始显现，原本满载负荷的工厂、工人，却成了制约东北发展的累赘。

　　再加上东北的气候劣势、地域劣势、交通劣势，就如徐良所说的小脚贵妇，放不下包袱，也迈不开步子。

　　身为一个东北人，徐文良是看着它一步步慢下来，甚至停下来的。而身为尚北的一把手，他着急，空有一身抱负，无处施展。

　　可他不想迷迷糊糊的混完这一任，他想有所作为。

　　但着急有什么用？尚北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或者一届领导班子就可以改变的。

　　现在尚北，正如他所说，有些怀旧。

　　你能从它身上，在临近二十一世纪的1998年，看到九十年代初，甚至八十年代的影子。

　　不仅仅是城市面貌，更是百姓的精神面貌。

　　然而，在这样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年代，“怀旧”！可不是一个好字眼。与南方日新月异的变化相比，东北是应该检讨的。

　　诚然，这里面有一些政策因素，也有体制改革的余波未平。

　　但是，徐文良始终认为，那只是一部分的客观原因，主要责任还是他们这父母官能力不够，魄力不够。

　　就像现在，中央调研组下到基层，多好的机会？为什么就不能当一个会哭的孩子，要奶吃？

　　可是，偏偏你就不能。

　　这不是一个被查出毛病的责任官员应该哭的时候，更不是基层领导干部的工作态度。

　　谁都不想让徐文良开口，大家都怕，怕惹麻烦，怕当那个出头鸟。

　　这是位置决定的。

　　以至于他只能在空无一人的乡间公路上，向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倒出苦水。

　　徐文良憋屈！

　　然而，徐小倩听了父亲的这些工作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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