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重大差别。自义利观产生的那一刻起，对于义利的新问题的辩论就未曾停止。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思想主导，才形成了“先义后利”的儒家义利观，到了近代，中国人的义利观日臻成熟、完善，所谓舍生取义始终是中国人的思想主流。

　　而西方从古希腊时代，也开始了西方式的义利之辨。由此产生的伦理财富观到系统功利主义，而到了近代，几百年的演变，从而形成了西方的“重利轻义”的义利观。显然提出这个辩论题。这足以引爆学生对中西方理念的思想大风暴，是非对错，只能由人心自明。

　　当然这一期还有一个论点，就是关于尊师重教的内容，这些内容完全由学生会会员自行撰写。然后送去给总督府的曾师爷过目后，才能正式刊印。很自然，这份刊物也送到了总督张佩纶的桌上，作为一名三十来岁的封疆大吏，张佩纶对于船政学堂新学的兴起颇为关注，而清流历来的论点就是必须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不能全盘学习西方。

　　而秦铠“义利之争”的提出，让这位儒学大家也兴趣高涨，张佩纶也送来一篇关于“义利”之争的稿子。作为他对学堂学员提出的一些教诲。秦铠很快再次发表了他的第二篇稿子，不过介绍的内容却是泰西诸国的国政变化，从早期的“实利主义”到现在颇为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然后笔锋一转又介绍起国学思想大家王夫子的船山思想、经世济用的理论。

　　而这些关系民族思潮、国家前途的大讨论很快就不能用那份小小的期刊来承载，学堂里出现了专门张贴学生稿子的墙壁，学生们对各种理论的认可度也产生了极大的分歧，维护传统义利观，同时借鉴西方成功经验的观念基本成为了主流，但是一些更为大胆、发散性的论调也开始出现！

　　张简自然明白这些观念上的东西是不能靠灌输的，在也想出一招，把这些学生都召集起来召开关于各种思潮的大讨论。是骡子是马，都牵出来评论一番，有理讲理！

　　听到这消息，秦铠非常关心的跑来参加学生们的讨论。让他比较欢欣鼓舞的是，很显然，在船政学堂中，学生们忧国忧民的思想还是非常朴实很真切的，加上义利大讨论、数期的《新青年》和《大国崛起》小册子的引导，学生们对于目前面临的内忧外患都有了深刻的认识。

　　对此。秦铠向张简建议，在课余之时，每周组织学生开展大讨论，内容由他来提供，秦铠光脑里可缺乏信息，当然涉及敏感的国内政治问题是不能谈论的，学生们可以各抒己见，发表观点，通过这样开放式的讨论，他深信，视野开阔的新一代船政学生，很快就会跨上历史舞台。

　　秦铠乐呵呵的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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