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优质小麦就配制优质小麦品种，需要大穗的就配制大穗的，需要多穗的就配制多穗的。这不仅在小麦主产区有极高的应用价值，而且可影响到其他区域的重要研究成果。

　　至于转基因，呃，就一言难尽了……不管大家是不是真的了解转基因技术，反正都能就安全问题说上个一二，支持转基因和反转基因两派一直吵得不可开交。

　　其实吧，齐政觉得，技术无好坏，转基因技术就跟核武器一样，不一定要用，但一定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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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国两大主粮育种上的优势，并不能掩盖在种子商业化方面的巨大劣势。

　　近30年来，农民传统的育种实践已经遭遇了几乎灭顶的排挤和颠覆。相比于其他亚非拉国家，国内种子的商品化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但悲剧的是，在整条种子产业链体系中，从农药、种子、化肥、育种技术等方面，中国是远远落后与世界前十大种子企业的。

　　自2000年《种子法》颁布之后，中国种业开启了市场化的征程。各路资本纷纷进入种业市场，大大小小的种业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有民营的和中外合资的、有科研院所自办的、有农技推广人员“自立门户”的，甚至还有“皮包公司”。

　　但数据显示，中国现有数千家种子企业，育繁推一体化的种子企业不到100家。绝大部分的企业小而散。

　　“以美国的孟山都为例，该公司仅玉米种子业务在全球的销售额就达十几亿美元，即一百多亿元人民币。而国内玉米种子企业销售达1亿元的都很罕见。根本就不在一个量级上。”陈建章是这样评价的。

　　不过，最致命的，还是国内种业企业大多并不具备自主研发能力。

　　“长期以来，国内种业研究的核心在科研院所而非企业。80%以上的品种出自科研单位。拥有研发创新能力的国内种子企业不到总数的%，绝大部分企业研发投入一般在其销售额的1%，甚至不及1%。”说起这个，陈建章就是痛心疾首。

　　“相比之下，像孟山都、先锋这样的跨国公司，其研发投入一般占销售收入的10%左右，甚至更高。以先锋公司为例，那里集聚着全世界最好的人才，拥有最多的基础资源和全球性资源，多到可以抵上一个国家。”有幸参观过先锋公司的陈建章感叹道。

　　实验室自然是种业公司的核心，不过齐政总觉得陈建章的痛心疾首是在暗示要增加实验室资金。

　　齐政就接口道：“所以，单个的种业公司很难与跨国公司竞争。对国内来说，要么对他们进行收购，要么集中全国的科研单位与较大的企业联合起来以抗衡强大的跨国公司。”

　　陈建章就失笑道：“收购他们怎么可能？还是第二个方法靠谱点。”

　　知道先正达日后会被国内收购的齐政笑而不语。

　　“总之，现在市场大部分份额都被几个大的种子大玩家：孟山都、杜邦、先正达等占领。而且，这些大玩家不仅卖种子，通常，他们会将这些种子与特定的化肥、农药搭配销售，从而控制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因此，国内种子企业面临的不只是单个的跨国种业公司，而是一个庞大的国际化产业链条。”

　　“十年内我都不要求你们能与跨国种业公司抗衡，但最起码，嘉谷自身的种子需求你们要保证满足吧。”齐政对陈建章提要求道。

　　于国于民，我们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陈建章眨眨眼，笑着道：“舍得投入，耐心等待，总有希望的。”

　　嘉谷种业在肃省建立了啤酒大麦种子、玉米种子和牧草种子的生产基地和加工中心，对应目前嘉谷所种植的作物大类。

　　“投入是会有的，成果也是要有的，家里就等着你们的‘米’下锅，反正你们就看着办吧。”齐政调侃道。

　　心里却在想：对农业来说，谁有“种”，谁就骄傲。光靠实验室他们竞争力还是太弱了，看来还得靠他时不时祭出开挂手段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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